政治心理學是一門探索心理與社會交互作用如何影響政治行為的學科。從選舉中的投票決策到對領導者的支持，甚至是對政策的態度，每一種政治行為都包含了心理學和社會文化因素的深層影響。這篇文章將深入探討政治的社會心理學，從政治態度的形成到群體動態如何塑造政治參與，並剖析社會認知與情感在政治行為中的關鍵角色。

一、政治態度的形成與改變

1. 態度的基本結構

   政治態度是個人對政治對象（如政策、政黨、領袖）的持續性信念和情感反應。根據三成分模型（tripartite model），態度包含以下三個層面：
   (1)認知成分：個體對政治對象的知識與信念。
   (2)情感成分：對政治對象的情緒反應。
   (3)行為成分：對政治對象的行為傾向。

   政治態度的形成通常受到社會化過程的影響，如家庭、教育和媒體，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個人的政治價值觀。

2. 態度的改變

   政治態度並非固定不變，尤其在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或媒體大規模影響下，個體的態度可能發生轉變。
   (1)說服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Petty & Cacioppo, 1986）：

   • 中央路徑：透過邏輯性強的訊息改變態度，適用於有高動機深入處理資訊的個體。
   • 外圍路徑：透過情感、權威或吸引力等外在因素改變態度，適用於低動機的個體。
   (2)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如何呈現資訊會影響人們對政策的態度。例如，一項政策若被描述為「降低失業率」，會比「提高就業成本」更能獲得支持，儘管兩者實質相同。

二、群體動態與政治行為

1. 社會認同與群體偏見

   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 Tajfel & Turner, 1979）認為，個體將自己歸類於特定的社會群體，並根據該群體的利益和價值觀來指導自己的行為。
   (1)內群體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個體更傾向支持與自己相同政治立場或黨派的成員。
   (2)外群體敵意（Outgroup Hostility）：對立黨派或不同政治信仰的群體往往被認為是威脅，甚至會激發敵意或偏見。

   在選舉中，社會認同可能導致極化（polarization），即不同黨派的支持者之間態度更加對立。

2. 領袖魅力與群眾心理

   政治領袖的魅力往往是群體行為的重要驅動力，特別是在不確定性增加或危機時期。

   • 魅力型領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領袖通過吸引力和信念，激發群眾的忠誠與支持。例如，馬丁·路德·金與甘地的演講極大地激發了群體的行動力。
   • 群眾心理（Crowd Psychology）：在大規模群體中，個體的行為容易受情感渲染和去個體化（deindividuation）的影響，可能導致極端的政治行動，如抗議或暴動。

三、媒體與政治行為

1. 議程設定與媒體偏見
   議程設定理論（Agenda-Setting Theory, McCombs & Shaw, 1972）指出，媒體在告訴大眾「應該關注什麼」方面具有關鍵影響。
   • 媒體偏見：媒體可能通過選擇性報導某些事件，強化特定的政治觀點。例如，偏左或偏右的媒體對同一事件的解讀可能完全不同。
2. 假新聞與政治極化
   假新聞（fake news）的傳播加劇了政治極化，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
   •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個體傾向於相信與自己現有信念一致的信息，並忽略相反的信息。
   • 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社交媒體的算法可能加劇政治分歧，因為用戶通常只會接觸到與自己觀點一致的內容。

四、情感與政治行為

情感在政治行為中的作用不可忽視。人們的恐懼、憤怒或希望會顯著影響其政治選擇。

• 恐懼與政策支持：恐懼情緒會驅使人們支持更保守或更有安全保障的政策。例如，911事件後，美國對國家安全政策的支持顯著上升。
• 憤怒與政治參與：憤怒情緒通常與更高的政治參與度相關，因為它能激發個體採取行動。
• 希望與政治動員：希望能促使選民參與更積極的行動，如選舉投票或參與社會運動。

五、政治的社會心理學的實踐意義

1. 選舉與政策設計
   對選民心理的深入研究可以幫助設計更有效的政策宣傳策略。例如，候選人可以根據說服模型，針對不同群體採用中央或外圍路徑進行溝通。
2. 社會極化的緩解
   理解群體動態和偏見的心理機制，可以幫助政策制定者設計更具包容性的政策，促進社會整合。
3. 媒體識讀教育
   提高大眾對假新聞與媒體偏見的認識，有助於減少政治極化和錯誤信息的影響。

結語

政治心理學揭示了心理與社會如何交互影響政治行為，從政治態度的形成到群體動態的作用，再到媒體與情感的影響，無一不彰顯心理與社會因素的深刻交織。在當今政治分歧日益加劇的時代，理解政治的社會心理學不僅有助於學術研究，更能為設計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政治體系提供有價值的指導。

參考文獻

• Petty, R. E., & Cacioppo, J. T. (1986).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Central and peripheral routes to attitude change. Springer-Verlag.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7). Brooks/Cole.
• McCombs, M. E., & Shaw, D. L.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2), 176–187.
• Reason, J. T. (1990). Human Err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gh, J. A. (1999). The cognitive monster: The case against the controllability of automatic stereotype effects. Dual-process theor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361–382.
• Nisbett, R. E., & Ross, L. (1980). Human inference: 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 Prentice-H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