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與他人對話時，是否曾察覺到這樣的場景：某些人，總是被期待要「解釋」自己的處境？彷彿唯有他們講清楚、說明白，別人才願意承認他們遭遇的痛苦是真實的。這種看似「理性溝通」的要求，實際上可能是一種潛藏的壓迫形式——它有一個學術名稱，叫做認知剝削（Epistemic Exploitation）。
這不是誇張的說法，而是當代社會哲學與心理學界對權力、知識與情感勞動交織現象的深刻反思。今天，我們就從心理測驗與社會心理學的視角，深入解析：為什麼「要求解釋」本身，可能就是一種不被察覺的壓迫。
什麼是「認知剝削」？
認知剝削指的是：身處特權位置的個體或群體，將「理解」的責任轉嫁給處境弱勢的一方，要求對方為自己的歧視經驗或壓迫處境進行解釋與說明。簡單來說，弱勢者不僅要承受不公平的對待，還得為這份不公提供教學與說服的「服務」。
這樣的勞動具有幾個顯著特徵：
- 無償卻沉重：這不是一份有人報酬的教育工作，卻消耗大量心理與情緒資源。
- 不被認可的付出：這份「解釋」常被視為理所當然，而非一種情緒與認知的雙重勞動。
- 雙重束縛：不解釋，會被指責不合作；解釋了，卻可能被忽視、被挑戰，甚至遭遇二次傷害。
- 高機會成本：時間與精力本可用於個人成長、社群連結，卻被迫用於教育他人。
這種剝削不來自明確的命令，而是藏在權力關係、文化語境與社會期待中的無形索求。
從「剩餘價值」到「解釋勞動」：概念的理論根源
認知剝削的思想淵源，可追溯至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勞動產生「剩餘價值」，卻不被公平補償，構成結構性剝削。
當代學者將這個理論轉化應用到知識與心理勞動層面。他們指出，弱勢者在與優勢者互動中所承擔的解釋任務，就像勞工的剩餘勞動一樣，被視為理所當然，且無回報。這樣的觀點，為理解社會溝通中的不對等提供了強有力的架構：知識與對話，也能成為階級與權力的戰場。
心理學的視角：認知剝削與心理健康的隱性風險
認知剝削不只是學術理論，它在心理學中也有明確對應，並對個體心理健康造成長遠影響。
- 心理界限的侵蝕
在心理學上，我們常強調心理界限（psychological boundaries）。當一個人不斷被要求解釋自己的創傷經驗或被迫分享隱私，這些界限就會被削弱。他們可能因害怕「不配合」、「太敏感」、「不理性」而不敢拒絕，最終落入一種難以擺脫的心理消耗循環。 - 認知失調的困境
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指的是個體同時擁有互相矛盾的信念或態度時產生的不適感。例如，一位女性深知自己遭遇過性別歧視，但當面對他人的懷疑：「你確定不是你太敏感？」時，她會陷入自我懷疑與情緒衝突，這不僅增加壓力，也損害自尊。 - 情緒勞動的隱形負擔
被迫「平和」、「理性」地解釋創傷性經驗，意味著必須壓抑憤怒與痛苦，展現出社會期待的「教導者」形象。這種情緒勞動長期下來會造成情緒耗竭，與職場上的情緒操控問題如出一轍。 - 創傷重現與壓力症狀
反覆訴說創傷經驗，尤其在一個不信任或敵意的情境下，會導致創傷再次被喚起（re-traumatization），進而引發焦慮、抑鬱、失眠等壓力相關症狀。對某些人而言，這已不只是心理負擔，而是醫療層面的健康危機。
生活中的認知剝削：微小卻常見的權力運作
這些現象並非僅存在於學術或理論中，而是穿梭於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場「看似理性」的對話中：
- 性別情境：當女性談起職場性騷擾時，常被質疑「妳是不是誤會了？他可能只是在開玩笑」，於是她被迫回顧創傷，從頭開始為對方進行「性別歧視入門課」。
- 種族處境：有色人種被要求解釋為何某些語言或笑話是種族歧視。「只是幽默，為什麼你要這麼玻璃心？」反過來質疑，卻從不自我反省。
- 階級差異：當中產階級無法理解低薪族群的生活壓力時，往往會要求對方「算給我聽你到底哪裡錢不夠用？」將個人困境當成可量化的數據分析項目。
- 性傾向議題：同志族群經常面對「你們為什麼需要同志遊行？」的提問。這種問題背後，隱含著「你們的權益需要向我證明其合理性」的預設，實質是一種話語上的階級壓力。
結語：溝通不應成為壓迫的掩體
我們都渴望社會對話，但前提是尊重與自我教育。要求弱勢者解釋自己所經歷的不公，不等同於理性探究，而可能是重複施壓的過程。
作為社會中擁有相對特權的個體，我們應該：
- 主動學習基本的社會議題知識，而非將教育責任推給受壓迫者。
- 意識到「提出問題」本身也是一種權力行使，需自問其必要性與影響。
- 練習傾聽與接納，而不是反射性地辯駁與質疑。
認知剝削提醒我們：知識的取得不該建立在他人創傷之上；理解的過程，應建立在謙遜與責任感之中。真正平等的對話，始於願意自我覺察、放下權力姿態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