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誰更有幫助？

一、正向情緒的功能與其限制

目前已有心理與健康心理學研究指出，正向情緒與身體健康、心理資源的發展確有關聯。舉例來說，擴展建立理論指出正向情緒可擴大個體當下的思考/認知－行動範疇，進而建構長期的心理、社會與身體資源。此外，有大規模追蹤研究發現，經常經歷正向情緒者，其心血管健康較佳、壽命稍長、慢性病風險較低(Boehm,etal.2020)。

然而也有研究也指出，正向情緒的效益並非像負向情緒（例如焦慮、恐懼、憂慮）那樣具備「立即而明顯的警示或生理動員」功能。舉例來說，關於情緒調節能力的研究顯示，負向情緒調節能力（對生命滿意度與健康的預測力，比正向情緒調節能力強(Tsujimoto, Saito, Matsuzaki & Ryuta Kawashima.2024)。此外，Fredrickson(1998)在研究中指出：「正向情緒雖然與健康有關，但機制尚未明確，且許多研究無法確定是正向情緒導致健康，還是健康狀態使人產生正向情緒」。

換言之，從「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視角來看，負向情緒（憂患）可能具有立即警示、生理動員與修正行為的功能，而正向情緒（安樂）雖具備增建資源的可能，但其生理反應不如負向那麼強烈且其健康益處並非在所有研究中都被一致證明。因此確實可以理解「正向情緒功能不如負向情緒重要」這樣的看法。

但目前仍無法全盤否定正向情緒的價值：正向情緒可作為逆轉或中和負向情緒的抵消作用（undoing effect）(Fredrickson,1998)。例如，人在經歷強烈負向情緒之後，若能經歷正向情緒，可促進生理反應恢復、減少持續的交感神經活化。此一角色雖不如負向情緒那樣立即、劇烈，但在累積資源與長期適應上仍屬重要。

二、防禦性悲觀與不切實際樂觀：兩種認知策略

1. 防禦性悲觀
   防禦性悲觀是由 Julie Nore(1986)等提出的策略，指的是個體在面對重大任務或挑戰之前，刻意設定較低的期望、想像可能的壞結果，並把這種焦慮轉化為準備動機。簡言之，他們用「憂患思維」來驅動行動。研究指出，雖然這樣的策略伴隨較多負向情緒，但恰恰使這類人投入更多準備而取得不錯表現。但研究亦指出：長期而言，防禦性悲觀可能對情緒福祉造成負面影響（易疲憊、自尊不穩）。從「生於憂患」角度看，防禦性悲觀正是將「憂患」化為成長與準備的動力。
2. 不切實際樂觀
   不切實際樂觀指的是，個體對未來負事件的風險低估、對正事件的可能性高估，尤其與他人相比自認更好，稱為樂觀偏差(Weinstein,1982)。此種策略在短期可能提升情緒福祉、減少焦慮，但卻存在風險：因低估風險而少做預防、錯失準備機會，長期可能對健康、行為造成不利影響。換句話說，「安樂」若是建基於幻想、缺乏真實的風險感知，其功能性可能受到削弱。

三、對「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評論

從上述可見，「憂患」與「安樂」並非單純論好與壞，而是涉及兩種認知與情緒策略在生存、適應、健康上的不同角色。

首先，「生於憂患」並非鼓勵永遠處於焦慮狀態，而是提醒個體在負向情緒及警示性認知在動員資源、驅動準備、促成行動方面具備生理與心理上的重要功能。例如，防禦性悲觀透過「預想失敗」使人集中準備。若過度迴避「憂患」而只停留「安樂」狀態，可能忽略風險、降低行動力。

其次，「死於安樂」在此可理解為：若「安樂」意味著放鬆警覺、缺乏準備、不再成長，則確實值得警惕。尤其當安樂是基於不切實際樂觀——低估風險、高估自己優勢，那麼雖看似情緒輕鬆，卻可能導致健康與行為上的懈怠。研究發現，不切實際樂觀與健康促進行為互動複雜，有時反而降低行為改變動機(Davidson and Prkachin,1997)。

再者就正向情緒而言，雖然其效益不可輕視，然而若僅停留在「安逸的正向情緒」而忽略應對挑戰與負向情緒，可能無法真正促進適應、成長或身心健康。也就是說，正向情緒若缺乏與挑戰或壓力相結合，其功能可能不如負向情緒那樣「立即且強烈」。從情緒調節能力的研究可見：負向情緒調節能力較能預測生命滿意與健康，而正向情緒調節能力雖與健康相關，但在許多情況下其效果可能較弱。

• 憂患（包括對風險的預期、對負向情緒的覺察、對準備的投入）其實具有生存與適應的重要功能。負向情緒提供警示、促成行動，這在動態環境中不可或缺。
• 安樂如果只是平靜無憂、滿足於現狀而無準備、亦或建立在錯誤的樂觀上，那麼雖看似無憂，卻可能潛藏風險。換言之，「安樂」不等於「沒有風險」，而「真正的安樂」應該是在準備與安全基礎上得來的積極情緒。
• 正向情緒在積累資源、建構人際、心理及身體健康方面有其價值（如建構恢復力、社會連結、認知彈性）。但是若過度強調正向情緒而忽略風險覺察、防禦準備，則可能導致「表面安樂、潛在脆弱」。

雖然正向情緒並非在生理反應上如負向情緒那樣「立即且強烈」，但說其功能不如負向情緒「那麼重要」則為偏頗。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憂患與安樂並非單純對立，而是互補的認知與情緒策略。防禦性悲觀提醒我們──適度的憂慮與準備是成長與適應的契機；不切實際樂觀則警示我們──未經風險認知而安逸的「安樂」可能導致適應脆弱。從「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一句話來看，最理想的狀態或許是：在持續保持「面對挑戰」的覺察中，同時透過正向情緒建構資源、維持心理與身體福祉。如此一來，「安樂」的意義便不再是放鬆警覺，而是基於準備與資源的穩定狀態。

參考資料：

Boehm, J. K., Chen, Y., Qureshi, F., Soo, J., Umukoro, P., Hernandez, R., ... & Kubzansky, L. D. (2020). Positive emotions and favorable cardiovascular health: A 20-year longitudinal study. Preventive medicine, 136, 106103.

Davidson, K., & Prkachin, K. (1997). Optimism and unrealistic optimism have an interacting impact on health-promoting behavior and knowledge chang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6), 617-625.

Fredrickson, B. L. (1998). What good are positive emotion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3), 300-319.

Fredrickson, B. L. (2001).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3), 218.

Norem, J. K., & Cantor, N. (1986). Defensive pessimism: Harnessing anxiety as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208.

Tsujimoto, M., Saito, T., Matsuzaki, Y., & Kawashima, R. (2024). Ro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well-being and health: The interplay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ies is linked to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5(1), 25.

Weinstein, N. D. (1982).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susceptibility to health problems.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5(4), 441-460.